当前位置:网站首页资讯动态全国血浆告急血液制品断货 献浆成为穷人标签护肤DIY
全国血浆告急血液制品断货 献浆成为穷人标签护肤DIY

9月,沈阳、北京、河南等地的一些血友病人相继死去。他们所需的“救命药”———凝血八因子,出现全国性断货。


“血浆少了。”这是全国3家生产八因子厂家的一致解释。


国内的浆源市场主要建立在贵州广西等贫穷地区。它出现了两个改变。首先,作为献浆主体的山区贫民,因嫌报酬低廉和献浆名声不好,而停止献浆。其次,地方政府在利用浆站改制,在重新分配浆站资源时,偏向于地方血液制品企业。


贵州当地采浆站的一名负责人员称,“如果国家再不重视献浆,不加大献浆的正面宣传,5年后可能会无浆可采。”


安康从来没有这样焦头烂额过。他被两层现实夹在中间。


一方面是,从9月份起,北京等地的血友病人因缺少八因子治病而出现死亡,吴仪副总理为此做了专门批示。


另一方面则是,作为华兰生物公司的董事长,安康面临着血浆短缺,而无法生产更多的八因子来缓解局势。


“血浆太紧俏了。”华兰生物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说,公司可处理1000吨血浆,如今一年只有300吨可供处理。“现在不仅八因子缺货,包括白蛋白在内的几乎所有血液制品都面临短缺。”


因血浆不足,国内30多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10余家处于半停产状态,正常生产的只有20家左右。


安康认为,八因子短缺只是暴露出血浆危机所引发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。


浆源告急


一份血液制品研究报告显示,国内采浆量从2003年的5000吨下滑到去年的3100吨。


贵州是华兰公司的血浆原料基地。公司70%的血浆都是由当地供给。而安康发现,贵州血浆的供给量在逐年减少。


20日上午11时,记者来到贵州龙里县华兰采浆站了解血浆量减少的真实原因。


龙里浆站办公室主任王进,在浆站已经工作了8年。在他多年掌握的数据中,献浆者几乎全部是农民,而且是最穷的那种农民。他说,现在来献浆的农民越来越少了。


李森也有同感。他是贵州黔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血源管理部部长。与浆站打了多年交道的他,遇到过骑着摩托车献浆的人,还遇到过老师献浆,但这些都是“个别情况”,非常少见,献浆者主要还是贫困地区的农民。


李森体会到献浆者日益减少的趋势。“我们一个工作人员进山发展新的献浆员,一个月穿破了两双鞋,结果只发展到了2个人。”


黔峰公司的血浆处理能力在600吨左右,但是2006年全年的采浆量也就300吨左右。


采浆量的日益萎缩已不是单单发生在贵州一个地方。


血液制品企业“绿十字”有4家采浆站,都分布在安徽省内,这两年在册的献浆员减少了20%左右,采浆量也逐年下滑。去年采浆80吨左右,而今年的上半年只有二三十吨。


事实上,绿十字生产车间年处理血浆的能力在300吨。现在的血浆量,只有这个生产能力的1/4—1/5,浆源出现严重不足。


兴业证券研究所出具的《血液制品行业研究报告》显示,国内采浆量自2003年起出现持续下滑,从2003年的5000吨,到2006年只有3100吨。


安徽绿十字质保部部长杨雪瑶说,今年的血浆短缺达到了一个最高峰,“年采浆量绝对到不了3000吨。”


献浆成为穷人的标签


华兰公司董事长安康认为,营养费低导致献浆员局限在穷人中,成为制约浆站发展的瓶颈。


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,是血浆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贵州黔峰公司血源部的李森说,“这几年,山里的农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,当他们了解了山外的世界后,愿意献浆的就越来越少了。”


向万东夫妻俩,至今仍定期到贵州省龙里县来卖浆生活。向万东说,他们村里现在只剩下八人靠卖浆生活了。


“我们卖血都是偷偷摸摸来的,不敢让村里的人知道。” 向万东的妻子说,为了不让孩子难过,献浆已经5年了,夫妻俩也一直瞒着两个孩子。


之所以要瞒,是因为在村人看来,“卖血的人是最卑鄙的”。


“‘最卑鄙’的意思,就是‘最可耻’。”说起这些,向万东的笑容有点尴尬,黝黑的脸上泛出些许红晕。


实际上,村民所称的卖血实为献浆,献浆也无害身体,而这却被村家当成攻击对方的话柄。献浆5年的向万东和妻子一直不敢让村里人知道,连家里的兄弟们都不敢说,“怕他们骂,嫌我们丢人”。


向万东说,“卖血名誉不好,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,都不会再卖血。”


夫妻俩往返的车费是每人18元。这样一趟下来,每献一次浆实际只能剩余82元。在其他浆站,有的献浆者需要花费三四十的路费,献浆营养费剩余更少。


“最初,村里有二三十人‘卖血’。”向万东说,他的孩子2002年上学后,家里的开支慢慢大起来,他才开始献浆。如今原先献浆的都出去打工赚钱了,自己也想出去,可一个字都不认识,找不到事做,也放心不下老婆和孩子。


而华兰公司的董事长安康认为,营养费太低导致献浆员越来越局限在最穷的群体,是制约浆站发展的瓶颈。目前执行的营养费标准,还是10年前的85元,不少企业为了争取献浆员,才自行提高营养费到100元。


“提高营养费,势在必行。”龙里县卫生局副局长宋秀英指出。这两年汽油、柴油涨价,导致农民进城的路费增加了,部分企业给献浆员提高了10元左右的营养费,可能还不够弥补交通成本的增加。


关停违规浆站


全国156家浆站中36家被关停,贵州从43家减少到25家。


除了献浆者减少,还有一个事实同样让安康无法回避:贵州省血浆站数量也在大量萎缩。


1997年,贵州省的浆站有33家。2000年底,贵州省的浆站数量达到最高峰,共有43家。此后,随着献浆员越来越少,贵州省一批浆站无法维持生产,不能不关停。


而到了2003年,全国处于血液制品的市场低谷。这无疑给贵州省血浆站的生存雪上加霜。


“当时,临床上血液制品并不受欢迎,医生们一般不太喜欢用血液制品。”安徽绿十字的杨雪瑶说,贵州又有一批浆站因血浆无人收购,而无法支撑,最后关闭。


血液制品市场在2004年底开始回暖。但这并没有给当地浆站带来好运,相反诱发了当地浆站违规操作,招来行业整顿。


一支10克的人血白蛋白的价格,在2003年仅卖150元,2004年开始涨价。当地一名血液制品企业的负责人称,白蛋白目前的黑市价已经炒到了600多元/10克,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。


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,2004年以来,贵州浆站不断出现违规采浆行为。


惠水县浆站,发生冒名顶替采集血浆案;丹寨县浆站,发生跨片区采集血浆案。此外,普定、施秉等6个县浆站均发现频繁采浆等违规采浆行为。


出于安全的考虑,贵州省卫生厅多次提出关闭部分浆站,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。


贵州省卫生厅面对的现实利益关联是,原来的浆站都挂靠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,承担着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,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利益获得者,也是监管者,让浆站的管理变得敏感而复杂。


由于血浆站频采、跨区采等违规行为日益严重,最后直接影响到血液制品的安全。2004年5月,国家四部委联合开展血浆站的整顿行动。


那一年,全国156家浆站中,有36家违规的采浆站被关停。截至2006年,贵州省的浆站在整顿风暴中,从43家减少到了25家。


乱采引发改制

血浆站与卫生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,监督存有漏动,改制为由血液制品收购血站。


贵州浆站在行业整顿中数量日益减少,这并未影响到华兰公司在贵州成为血浆市场的最大买家。


2004年时,华兰和当地12家浆站建立了一对一供浆关系,占了贵州总浆站数量的一半。那年,华兰在贵州的采浆量达到600吨,而2006年贵州全年的采浆总量仅1056吨。


华兰在贵州当地浆站的拥有量大幅萎缩,是发生在2006年。


2006年4月,卫生部会同发改委、国资委等9个部委制定了《关于单采血浆转制的工作方案》,将原为县级卫生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浆站改制,由血液制品企业收购血站,试图斩断浆站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关系,便于监管。


这一改制的背景是,在血液制品市场高额利润的刺激下,单纯通过停业整顿,难以改变浆站滥采现状。


2006年,贵州省卫生厅曾先后3次通报批评了部分浆站违规采浆行为,甚至责令发生违规行为的望谟和普定县浆站停业整顿。


但是,这种震慑的威力并不大。在随后不久的检查中,贵州省卫生厅又发现紫云县浆站对浆员不按规定体检、一个浆员2个身份证、2张供血浆ic卡,出现严重频繁采浆行为。


记者在贵州省卫生厅看到一份文件,文件中是这样描述当初浆站管理的困境。“由于生产企业、血浆站受经济利用的驱使,县政府对地方利益的保护,血浆站知法犯法,长期与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,使得监督管理的效果十分有限,也导致这些地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。”


记者在贵州省卫生厅看到一份文件显示,对浆站进行改制,就是要改变浆站与基层监管部门的暧昧关系,加强监管。


2006年底,崔晓虎接到了贵州省卫生厅的改制文件。他惊讶地发现,文件上规定,华兰只允许在当地收购6家浆站。


崔晓虎是华兰驻贵州办事处的总经理,自1993年起,开始河南华兰公司在贵州的血浆采购。


崔晓虎说,文件不仅规定收购浆站的数量,还具体到了哪个浆站。

江阴市星宇毛纺彩印厂(普通合伙)  电脑版  手机版  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南路52号